本帖最后由 滑小姬 于 2018-6-4 18:29 编辑
偶然间翻到这个帖子，感慨万千，实际上，很多人都说《读书》早不是以前的那个《读书》了，艰深晦涩卖弄的文章占了上风，销量也一天不如一天，而事实上最早的那批《读书》杂志，是真正的深入浅出，名家用大白话讲深刻的知识并以写的不够浅显易懂为耻。《读书》对中国，对八十年代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绝对称得上影响时代的杂志。我简单介绍下它曾经的辉煌：
1.《读书》杂志1979年发表的《读书无禁区》曾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其影响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是当时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由此可见改开初期出版界由上而下的百花齐放。《读书无禁区》是《读书》创刊号的头版文章，当时轰动了全国，刚经历过文革的国人纷纷惊呼：“原来读书可以百无顾忌。”，这句话也成为了当时人们口耳相传的标语口号，自此，出版界革命的一炮正式打响。
2.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读书》杂志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其大而要者有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关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组织比较文学研究的讨论、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张维平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刘小枫的“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以及90年代初期的东方主义、全球资本等话语的讨论等。这些沙龙讲座在当时都是万人空巷，《读书》的读者招待会一开，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骑着自行车就赶赴现场，多少人大议题从它的读者招待会中提出。
3.《读书》创刊，跟中国出版界的“CC派”有关，也就是两陈——陈原与陈翰伯。陈翰伯在20世纪40年代就办过类似《读书》的杂志，而陈原则主管过解放后创办的《读书生活》杂志。这两位出版界元老，陈原在台前，陈翰伯居幕后。《读书》定位于“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当时，只有《红旗》（后改名为《求是》）这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只有中央才可以办。沈昌文说：“（当时的）左派认为，就凭一个三联书店，要办‘思想评论’刊物，太狂妄了。”而《读书》能有此定位，陈翰伯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他当时的位置很高，相当于出版总署的署长。这是文革伤痛之后，体制内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力量。
我看《读书》好多年了，虽然我年纪不大，但我大概是精神上的“前朝遗老”，时常怀念那个百废俱兴的时代，《读书》变质了我也看，变质了也比市面上绝大多数杂志要强，今天的新生代中产们看《三联生活周刊》看南方系刊物可能理解不了同时期怎么会有人看这种枯燥无味、干巴巴的文字，连个插图都几乎没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杂志在当年是如此的洛阳纸贵以至销量常年供不应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些许的描述，想象出当年的一些记忆，我们失去的一些美好。 |
